我不是药神原型陆勇是一名普通的企业家，同样他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。在确诊后，遵医嘱他开始服用格列卫进行治疗，这个格列卫就是影片中的格列宁。在当时，一盒格列卫需要23500元，服药两年的陆勇花了几十万元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陆勇发现了一种印度生产的仿制药，疗效一样，然而价格却相当便宜，一盒只要4000元。后来，他因为代购仿制药，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抓。2015年1月27日，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。陆勇最终获释。
2014年4月，沅江市公安局以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，将陆勇向沅江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。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是：2013年1月，陆勇与一名印度人合作，采用网上发邮件和QQ群联系客户等方式，在中国国内销售印度“Cyno”公司生产的“VEENAT100”等三种治疗白血病的药物。经益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证实：印度Cyno公司在中国销售的这三种药物均未经中国进口药品许可销售。
2013年8月，陆勇在互联网上购买了3张用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银行借记卡，使用了其中1张借记卡用来吸收销售假药的资金。根据我国刑法，陆勇涉嫌销售假药罪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两个罪名。
陆勇案的处理，就像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里反映的那样，推动了我国医药管理制度的改革，这是一方面。对于检察机关来说，促进了我们司法理念和执法观念的转变。过去在基层检察机关，部门执法人员办案，习惯于按法律条文办案，机械性执法，冷冰冰地执法，没有考虑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。
通过办理陆勇案，促进了我们司法观念的转变，即要坚持高检院提出的“公正、文明、理性、平和执法”理念，既要严格执法，也要人文司法，以人为本，保障人权。通过办案彰显公平正义，达到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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