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不是药神》这部电影，讲述了三个群体之间的故事。白血病患者，药企，政府机构的三方矛盾，在影片中展现的淋漓尽致。而主人公程勇（徐峥饰）在这三者之间游走，从一名落魄的保健品店店主，因为印度格列宁这个廉价特效药，成为了白血病患者拥戴的药神，但侵犯了药企的利益，违反了国家的法律，最终入狱。
片中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天价药格列宁的原型是“格列卫”，在国内卖2万多一瓶，年治疗费用超过30万，而几乎同样疗效的仿制药在印度药店中却只卖2000，印度山寨药则更是低至500元。以国内的收入水平，90%的患者若想活命，都要去求助于程勇这样的“黑中介”。电影的名字叫我不是药神，但对于那些患者而言，他就是药神，是他们的命。我不是药神原型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陆勇案。
同样的商品，价格相差几十倍；明明有治疗方法可以继续活得好好的病人，因为没钱只能等死。这些做法在挑战我们的常识，也就难怪在观影之后，我们能看到一些善良的人发出的愤怒声音。
但强制让有能力研发新药的药厂降低价格，长期来看，不但无法为病患提供福祉，反而会起到反效果。因为药品研发是一项异常昂贵并且高风险的工作，如果没有高额利润的回报，药企很难有动力去研发新药——尤其是那些患病人数很少的罕见病。
在如此高的研发成本之下，药企向消费者收取生产成本之外的高额费用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。更何况，与智能手机这样的大众消费品不同，针对罕见病的特效药，往往目标用户群体极其有限。《药神》片中的慢粒白血病，发病率小于十万分之二，就算研发出特效药的药企垄断了全球市场，其用户规模也不过15万人上下，而对比之下，苹果公司却可以在将近10亿用户身上平摊iPhone研发成本。
假如用行政手段强制药企降价，或对成本低廉的仿制药不加以限制，药企将失去研发新药的动力，最终仍将损害病患的利益甚至阻碍医药科学的发展进步。美国在1984年出台了《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案》，规定原研药（如电影中2万一瓶的格列宁）在获批之后，享有3-12年不等的独占期，独占期内禁止仿制药在市场售卖，从而使承担了巨额成本及风险的药企能够获得对等的利益回报。
陆勇案推动了格列宁纳入医保药企需要盈利，需要来填补研发时期的巨大投入。但是一个药物如果在不同的国家定价存在巨大的差异，或因关税等原因造成某一区域价格特别昂贵，那这样是不是就不合理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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