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不是药神》电影反映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：患者无力负担救命药，只得走违法途径买卖走私药，然后被警方追责的故事。据说这部草根群像式电影讲述观后的强烈印象是：病人的生存困境，药贩子的道德困境，警察的法律困境，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。我估计群众们在看完电影之后，除了感慨小人物坚韧的生命，就是痛恨贪婪的医药公司了，尤其是那家生产“格列宁”药的瑞士药企。
这样的故事也许能带来艺术上的效果，能让老百姓出口气，但也可能把一个很严肃很复杂的话题娱乐化。随着科学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“不治之症”开始有了管用的药物，给患者带来了希望。但是这些药物开发成本很高，又常常只对小部分人群有效，企业为了收回成本和合理利润，定的价格就比较高昂，超过了不少患者的支付能力，自然就会出现电影里的这种冲突。
这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，全世界包括欧美发达国家，照样大把患者因为用不起新药而去政府门前抗议，5年前有一部美国电影叫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》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。人的生命能否继续如果全部取决于是否有一定数量的金钱，那一定是让人心碎的故事。
但欧美并没有简单地大幅杀价，因为没有合理的利润，没有人愿意用上十年和十亿美金去研发新药。而且除非药品免费，总有患者还是无法负担；何况除了药费，还有医疗费，手术费，检查费, 材料费。
所以解决患者可及性不仅是医疗问题，更是全社会的问题。解决问题的主力是医保和商保，然后是患者的积蓄，医疗机构的成本控制和药企的价格降低。而且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，杀药企济贫只会让药品越来越不可及。
正确的解法就是中国政府过去两三年里做的事： 鼓励新药研发，简化新药审批和加速进口来增加新药供给，同时降低药品关税和增值税，然后通过国家谈判以价换量让专利药降价。要知道药品价格并非越低越好，也不是叫同一个名字的都是一个质量，何况中国还同时存在着药价虚高和药价虚低的现象，一刀切降价跟允许药价虚高都不是好的选择。在将来，也许我国也会研发生产出如格列宁这样的重磅药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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