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顾当代肾癌药物治疗的研究和实践进展，首先应该肯定的一点是，靶向治疗问世是肾癌药物治疗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，直至2005年第一个肾癌靶向治疗药物索拉菲尼上市以前，晚期肾癌的药物治疗主要是通过注射白介素-2、干扰素-α（细胞因子治疗），或促进细胞因子诱导杀伤作用的活化（自体CIK治疗），以及体外制备、体内注射肿瘤疫苗等方法以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抗肿瘤作用。
经过近十年的临床实践，回顾性研究结果却不令人满意。这些生物免疫治疗方法的整体治疗效果并不理想，且个体差异很大，长疗程、大剂量的细胞因子治疗也会增加药物毒性带来的肾损伤、低血压、体液潴留、发热、出血等副作用，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。即便能够积极配合长期治疗者，也要面对发生耐药的问题。生物免疫治疗主导了的肾癌药物治疗格局长达十年之久，没有化疗、内分泌治疗等传统治疗的参与，靶向治疗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还没问世，仅有看似丰富多样的生物治疗单调选择，也难掩对此贫瘠的肾癌药物治疗阶段发出感叹——这个十年是肾癌药物治疗春天来临前的寂寥寒冬。
随着人类对“VEGF控制新生血管形成”等肿瘤发生和转移机制的深入研究与了解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（TKIs）等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药物（VEGFR-TKI）的研发问世，肾癌药物治疗领域多年来一成不变的沉寂,被FDA批准上市的第一个抗血管生成药物索拉非尼所打破。肾癌药物治疗领域从此翻开了一个属于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的“黄金十年”。 索拉非尼的Ⅲ期临床研究TARGET获得的PFS和OS双阳结果让人眼前一亮，随后舒尼替尼、帕唑替尼、拉帕替尼等同类药物临床研究也得到近似的阳性结果，并接连获批上市，进一步扩大了晚期肾癌药物选择的队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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